早上看到条新闻，综述了进来公交车司机无辜被打事件上升的趋势。我在上网搜索相关信息，在了解更详细更具体情况的同时，也看到了很多公交车司机粗暴、蛮横、甚至打人的事件。
　　我们的社会越来越令人缺乏安全感了。就拿公交车司机这个事情来说，在一些事件中公交车司机的个人安全和权利得不到保障，成为了无良乘客泄愤的对象；而另一些事件中，一些公交司机可能开始时只是出于自我安全的考虑，故作强势并在座位底下备有自卫的铁棍，但渐渐演变成了对弱势乘客的侵犯和暴力，乘客的安全和权利也没有得到保障。
　　我不想从社会风气和道德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但从国家功能上来分析这个问题。不管是无良乘客对公交司机的暴力，还是公交司机对弱势乘客的暴力，我们都看不到国家在保卫国民安全方面所应该发挥的作用。国家没能成功的垄断暴力的使用，这又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首先，在行政上国家未能颁布一套社会行为的规范，并有效的落实实施。其次，在立法上没有对人身伤害的严厉法案，同时司法起诉成本高昂，赔偿又不是很给力，无法带给暴力的施加者以警示作用。最后，国家也未能在社会上营造出良好的文明道德的风尚。稍微有些学识的人可能马上会指出我的一些“中国式”的逻辑。公交司机与乘客间的这种冲突，应当归于民事纠纷，属于个人与个人间的社会冲突，理应首先寻求司法部门来解决问题，并来为后来的行为起到规范作用。在一个运行良好的国家，此类事件中行政手段是完全不必要的；另一方面，道德作为个人的信仰并不应当承担硬性的社会责任——个人的道德可能不同，也就不能规范公共的行为。不过既然生在中国就用“中国式”的逻辑吧，只要能够意识到自己的观念和语言是如何被现实的社会环境塑造的。
　　我们仿佛正在进入一个无政府的社会。国家的暴力变得越来越只为统治者自身的利益而行动，而对于社会内部滋生的暴力漠不关心。人们越来越缺乏安全感，最终只能以个人的暴力来保卫自己。或许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已经不再如想象的那么遥远了。

　　我有一个简单的理想。我希望中国能成为这样一个社会：人人都有动力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我们现在的社会不是一个没有理想的社会，只是理想的成本太大，以至于没有人坚持自己的理想，而变得只追求单纯的物质享受和明哲保身。要保证人为理想而奋斗的动力，首先就要保护每个人的安全不受侵害，其次要使每个人能够通过自己的行动改变社会，并在自己的有生之年看到社会因为自己的行动而受到的改变，即使只是很少的一点点。为了第二个条件成为可能，应该要保障人们自由表达的权利。如果所有人自由表达的权利能够切实得到保护，我们不仅能够听到社会多数人的意见和呼声，也能够听到少数人的声音，同时还有一点更重要，人们能够通过自由的辩论更加明辨是非认清现实。第二个条件的另一个附加条件，国家权力应当要保卫社会力量。我们现在的生活笼罩在国家权力的阴影之下，由于国家权力的在位者和既得利益者自我维持的运作，使得权力机构日趋封闭和腐败，同时抑制了社会力量的运作和个人理想的实现。如果社会力量能够得到保护，那么社会将是充满活力的社会。人们认为需要保护的东西，可以靠自发地组织来保护；人们觉得需要改变的东西，也通过自发地呼吁和相互影响来进行变革。人们的意见可能总是不是一致的，那么一致的行动就更需要折中和妥协的行为方式，而折中和妥协是能够促进社会和谐的东西。

　　随想如是，略记一二。

　　英国《卫报》8月21日文章，原题：认识中国的学术悲哀   “你还不了解中国！”当我同中国同事就他们国家的某些方面进行辩论时，这句话已成了（他们）恼怒时的口头禅。4个月前，我作为研究中国外交政策的访问学者来到浙江，我的那些同事自告奋勇帮我了解这个国家的政治、社会、世界观以及他们自己是如何了解中国的。

作者：许知远

　　1970年冬天，唐德刚访问台湾，林语堂请他吃饭。唐按时抵达酒店，店内喧哗嘈杂，他问衣冠楚楚的总招待：“林语堂先生请客的桌子在哪里。”“林语堂是哪家公司的？”总招待一脸茫然，大声反问道。

　　在唐德刚的所作的《胡适口述自传》的序言里，我读到这个插曲。历史如此健忘，不用一代人的功夫，曾经的声名显赫就变得无人问津，那些生动的情节，就变成了定式的僵化。

　　大约28年后，我在北大电教报告厅看到了唐德刚，他正在做一场关于胡适的演讲。我忘记了演说的内容，只记得一个70多岁的身材短小的老人，滑稽可爱，在台上手舞足蹈，普通话中带着浓重的安徽口音，经常说“兄弟”。尤为难忘的是，他提到好几次“胡适对我说”。

　　走出报告厅后，我内心有一种莫名的颤动。那是个初夏的下午，道路两旁的杨树枝叶茂盛，烈日下的马路上是斑驳的树影，阳光与阴影交错，仿佛是历史的明与暗。胡适？是那个27岁就名扬天下的胡适吗？他和他同处一室，握手、交谈、吃饭、骂娘……

　　那一年是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偌大的校园被装饰成一个游乐场。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被不断的提及。我们这些学生，也早已习惯将胡适、陈独秀、鲁迅这些名字、蔡元培的“兼容并包”办学原则挂在嘴边。老北大已经变成一个神话，新文化运动是神话的序幕，而五四运动则是高潮部分。至于这神话的具体内涵是什么，这些神话中的人物是何种模样、又有着怎样的内心，甚至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间内在的关系是什么，则没人清楚，有的只是模模糊糊的一团。

　　我们住在燕园里，它是斯徒雷登的遗产，与沙滩红楼没有渊源，记忆被割裂了。入学的第一天，辅导老师带着我们参观28楼后面的铜雕，两个海狮模样的动物扭曲着身体，头顶上是个圆球。这两条海狮是S与D的变形，正是“科学（Science）”与“民主(Democracy)”之意，它是新文化运动的嘹亮口号，激励了几代青年人的成长。不过此刻，铜雕获得了新含义，调皮的学生给予它新含义——“科学、民主顶个球”。

　　真实的悲哀、历史的嘲弄在笑声中被掩盖了——将近一个世纪后，当初的期望没有实现。不仅如此，它们的含义也在口号声中抽象化了，你很难再去理解它们曾经的情绪与力量，它们如何让一代人热血沸腾，认定自己找到了拯救中国的要义。那些名字、那些理念、那些运动，既获得了不朽，也迅速腐朽了——它只是存在于历史中，与现实的我们难有关联。

　　吴虞是谁？那位曾被喻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如今沉睡在历史的烟尘里，他的故居被改装成了麻将馆。蔡元培是谁？人们似乎只记得他再造了北大，但至于怎么再造的，却是一团模糊，只记得了“兼容并包”这句口号。胡适又是谁？记得15年前读高中时，我以博学多闻在班里着称，一次逛书店时，同桌的女生指着一本书上面问我“胡适是谁”，“着名的反动文人”，我想也没想的说，在一本充满阶级斗争思想的文学史里，我读到过他的简介。而大名鼎鼎的陈独秀，我压根就没有读过他的任何东西，他的知识分子色彩总是让位于他的政治角色——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但很可惜，他似乎是脱离了党，变成了巨大的错误，这个错误吞噬他的一切。至于最着名的鲁迅，他肯定早就把我们的胃口倒坏了，课本里选了太多他的课文，他的头衔又太多太伟大，“话说三遍如烂草”，再没有比不断重复强调他的重要性，更容易摧毁一个作家的了。倘若我们此刻去北京的餐厅吃饭，恐怕除去鲁迅以外，所有人都要被更加衣冠楚楚的招待问上一句：“他是哪家公司的”。

　　在1998年初夏的那一瞬间，唐德刚似乎建立起这种联系。那个胡适离我并不远，他的余温仍在。短暂的恍惚感很快就过去了。整个大学时代，我经常向别人说起新文化运动，说起五四精神，却从未试图真正理解这一切，谈论它们更像是一种对此刻环境的否定，你看，那是个自由宽容、百家争鸣的年代，那也是个学生能够表现自己力量，改变国家命运的年代。我抒情化的理解这一切，夸张他们精神的纯粹性，似乎是对现实生活下意识的报复——这思想日渐沉闷与狭隘、知识分子日趋边缘化的年代啊。

　　一年前，我无意中阅读到陈独秀的文章《爱国心与自觉心》。它写作于1914年11月，正是袁世凯复辟的高潮前夕。那也是中国社会一个价值混乱的时刻。1911年辛亥革命、共和制带来的希望，早已让位于一种巨大的失落。宋教仁被刺、国会解散，袁世凯的个人野心，正让历史到流。政治腐烂又导致了社会的衰败，道德系统迅速崩溃，大多数个人在这种转变中无所适从。外来压力又无时不在加强，伴随着欧洲卷入一战，日本加速了对中国的侵蚀，一种爱国情绪在中国社会兴起。正是此刻，陈独秀提出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个人不应盲目卷入爱国的热忱中，被国家的需要吞噬个人，而应做出理性的判断——这个国家是否以保护其中的国民为目的，只有以人民利益为中心的国家，才是值得爱与奋力支持的。读到这篇文章时，正是“爱国”再度成为时髦之时，新一代青年在MSN上加满红星的签名，大声辱骂着家乐福超市……个人消失了，只是汇集成一个集体，爱国的内涵也消失了，只变成了一种口号式的情绪。

　　接着，我又开始阅读胡适、鲁迅、蔡元培，出人意料的是，这些九十年前写就的文章，似乎正是为此刻中国而作。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对外部世界的态度、国民性的弊端、对传统的态度、个人的解放、教育的目的……这些命题都曾被如此广泛的讨论过。白话文的发展仍不算成熟，这些夹在新旧世界间的人物使用的半白半文的修辞，经常重复、繁冗、急躁、简单化，但是他们的洞察力却经常是惊人的。倘若将华盛顿、杰斐迅、亚当斯、富兰克林视作美国的建国之父，那他们则是中国现代思想的奠基一代。倘若将因德雷福斯案件而团聚在一起、突显力量的法国知识分子视作现代知识分子的缘起，那么他们在1919年的表现，则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崛起的标志。

　　好奇心引诱我去重读他们的作品，也试着了解那段历史。它随即变成了一场没完没了的追寻。倘若要了解他们这一代人，就必须了解晚清到民国艰巨的转变，必须要了解比他们年长一代的康有为、梁启超一代的思想变化，再了解比更年长一代的曾国藩、张之洞、郑观应们的内心转变……正是这三代人，逐次目睹着中国从中央帝国的位置坠入了被瓜分的境地。第一代人相信，是我们的军事技术不行，第二代人则说只有改变政治制度才行，但到了第三代，在之前的尝试都失败之后，开始认定是我们的文化出现了问题，必须重新洗刷一切，才能创造出新的国家与民族，他们必须开启人们长期被蒙蔽的头脑，让他们能独立思考，尤其是青年人，他们是未来。

　　但倘若你不理解中国在这时期发生的政治、经济变化，你也难以理解他们。正是中央极丄权的崩溃，南北对峙局面的形成，才为知识分子创造出思想的自由，这在中国历史上很少出现。正是因为近代出版业的繁荣，才是报纸、杂志成为公共舞台的中央，既为知识分子提供了表演的舞台，也提供了经济上的支持。正是学堂的大批出现，培养了数量众多的学生，才使得学生运动成为可能。

　　倘若将1915年9月15日《新青年》的创刊视作文化拯救一代兴起的标志，那么1919年5月4日的街头行动，则标志这个阶段的终结。4年的蜜月时光后，那一小群才华横溢的人物聚集在《新青年》和北大周围的同舟共济的气氛，让位于分裂。通过文化来改造中国的设想，看起来太缓慢了，一些人想要采取更直接的行动，所以需要更严密的组织；仅仅对着一小群知识分子说话的魅力不够了，一些人想要寻找更广阔的听众。中国面临的问题太多了，挑战太急迫了，这些启蒙者们不能像他们18世纪的欧洲先辈那样，在沙龙了、在书籍里、在谈话中，从容优雅的讨论他们的观念，让这一切更清晰、更深入。他们被催促着要行动。

　　于是，在5月4日的激情和权力最巅峰的时刻，这场思想上的运动也耗尽了它的生命力，准备褪色与暗淡了。那些曾经的年轻人，热情地、投入地、也经常急躁地试图理解和改变自己生活的世界，他们也和我们一样经常犯错误。也正因此，我们可以从他们当初的思想与行动中，获取灵感和鼓舞，支持我们继续他们未竟的事业，并为下一代留下新的遗产。

　　从历史的僵化定义中，还原那一代人，体验他们内心的冲突与转变、希望与失落、成就与局限，理解他们生活的时代与社会。这种探索，不仅将丰富我们对于中国的理解，也可能为我们此刻道路带来新的光亮。这或许才是对他们最好的纪念……

　　最近读周雪光的《组织社会学十讲》，随便记点东西。
　　这本书介绍了组织社会学中的三个主要学派：交易成本学派、制度学派和社会网络学派，并通过案例来对这三个学派进行比较理论分析。
　　附带地，作者在书中阐述了学术研究定位的问题。也就是说，学者在做研究时要清楚自己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要达到的是什么学术目标。在通常的学术研究中，学术目标一般可以分成以下五类：1、开创性的理论研究；2、新的研究方法；3、对原有理论的进一步阐发、发展和完善；4、对不同理论流派的对比和融合；5、资料积累和实证研究。研究理论，首先要清楚自己研究的理论在这五个方向上的发展现状，然后尽可能有针对性地对目前的空白区域进行研究，才能避免重复工作的浪费。

交易成本学派

　　交易成本学派的基本问题是：在什么条件下我们使用市场，在什么条件下我们使用组织来达到我们的目的？例如公司生产需要一种零件，有的公司通过市场来购买，而有的公司选择自己生产，是什么条件促使了这种不同？而按照经济学的完全市场、充分信息、理性人的假设，市场可以根据效率机制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一切都只需要市场就可以完成。
　　交易成本学派给出的解释是，由于人们的有限理性、市场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人们行为的投机性倾向、和小数现象，导致了市场在处理某些问题时候的效率不如组织形式，而根据效率机制，考虑市场与组织各自在处理具体问题时的交易成本，产生了不同组织的不同解决方案。
　　效率机制：个人或组织的行为追求成本的最小化和收益的最大话。
　　市场和组织可以相互转化。当通过组织实现某种交易成本过高时，人们就会离开组织，通过市场来达到目的，用市场的形式来完成这种交易；反之，当市场交易成本过高时，人们会离开市场，把这种交易活动内在化，变成组织内部的一个问题。（这种观点中的市场与组织，和邓理中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有种微妙的相似和契合。）
　　交易成本可以分为协调成本和激励成本。协调成本，存在于一切经济交往活动中，不同的经济活动、不同的协调方式都有不同的协调成本。如市场交易签订合同，对可能发生的情况进行预见性的规定，需要协调，产生成本；再如公司内部不同部门之间相互合作，也需要协调，产生成本。激励成本，来自于双边往来中的信息不对称及其引起的投机行为，需要通过激励来使对方信守承诺。

制度学派

　　制度学派的中心问题是：在现代社会中为什么各种组织越来越相似？而根据效率机制，不同的组织的内部结构应该随其目标、任务、技术和环境条件的不同而异，无法解释组织的趋同性现象。
　　制度学派的解释是，制度环境要求组织服从合法性机制，采取那些在制度环境广为接受的组织形式和做法。
　　组织面对的环境有两类，包括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制度环境要求组织富有效率，以便在市场竞争中生存。制度环境要求组织服从合法性机制，采取那些在制度环境广为接受的组织形式和做法，而不管这些形式和做法对组织内部运行是否有效率。
　　合法性机制：社会的法律制度、文化期待、观念制度成为人们广为接受的社会事实，具有强大的约束力量，规范人们的行为，诱使或迫使组织采纳具有合法性的组织结构和行为。组织消耗资源以满足合法性，有利于组织博得社会认同，增强组织生存能力，符合组织利益。
　　合法性机制的三种类型：1、个人或领袖魅力；2、传统；3、建筑在法律理性之上的，对理性制度之上的权威的认同和承认。

社会网络学派

　　社会网络学派的基本问题是，日常生活中许多人能力差别不大，生活机遇却大相径庭，造成这些个体差异的原因是什么？
　　社会网络学派有两种不同的思路。
　　一条思路认为人的行为受网络的影响和约束，人的行为因其所处的社会关系网络不同而异。在考量一个人的行为时，需要关注他所处的社会网络的结构，他在网络结构中的位置，以及网络结构中各位置的相互作用。这条思路引出了内嵌性理论，认为经济活动是嵌入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之中的，只有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中，我们才能理解具体的经济活动，及其内容和形式。
　　另一条思路强调个人可以利用社会网络争取社会资源获得利益和地位。如果一个人能够成功地运用网络的话，他的生活机遇就会大大改善。人可以从网络中得到的信息，信息越多越使人有竞争力；从同一个网络中得到的是重复信息，导致信息获取效率低下；从不同网络中得到的是异质信息，具有较高的信息获取效率。这条思路引出了结构洞理论，结构洞是指处于这一位置的人没有重复的信息源，这是最有效率的网络结构。

后话

　　我觉得有意思的是，是否可以将国家作为一种组织来看待，是否可以把组织社会学的观点用于观察国际社会中的国家行为。从大体上来看应该是可行的，但是也存在差别，对于原学说中的各种机制是否可以适用于新的场景，还需要一项项具体考虑。也许有一些可以很好的套用，有一些略须修改，而有一些则无法适用，这些便是有待思考之处。

　　我们从小学习的马克思主义，其实质是一种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至少它对我们这个社会或是受其灌输而成长起来的人，在心灵上有着这样的影响。
　　人的经历决定人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认为物质是世界的本源，世界上的除了物质就再没有别的什么了，而意识来源于物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人的认识来源于实践，实践就是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人从一出生，就开始生活在或绝对变化或相对静止的环境之中，我们的意识无疑来源于周遭物质的环境，而我们的意识也无疑是在我们与周遭环境的相互作用中产生的。由此我们不难发现，一个人在生命的某一阶段会有什么样的意识、认识、思想，取决于他在此之前所经历的一切。

　　马克思认识论认为，人有发现规律和利用规律改造世界的能力，其中包括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人对把握规律的需要，源于人实践的需要，也就是为了达到某一目的而需要探索能够达成这一目的的方式方法。比如人为了获取粮食种植小麦，小麦有它的生长规律，于是人必须在一定的时候播种，施以一定量一定种类的肥料，才能在一定的时间收获，以实现自己的目的。这是人把握自然规律的例子，也有人把握社会规律的例子。如毛泽东为了实现革命的胜利，分析中国社会状况，制定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方针，最后完成了目标。所以要实现一个目标，就必须总结规律，把握方式方法。
　　换个角度说，就是什么能实现我的目标，什么就是有用的，也就是实用主义。比如某人想要升官或想要出名，那他就一样要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如果这个社会一定要向上行贿或遵行潜规则才能行得通的话，那就这样去做吧。因为这是符合社会规律的实践，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

　　于是，人的一生之中无非两件事：一是意识不断地受环境和经历的改造；二是掌握客观规律以实现自己的目的。

　　然后来回顾一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洗礼的我的成长经历。
　　在起初的家庭生活中，几乎都是由奶奶的独裁统治主导的。统治者统治国家靠的是暴力，霸权国操控国际靠的是权力，这些不太适用于我们家庭分析之中。在我的家里，奶奶她老人家靠的是装病，以及其他家庭成员道义上的容忍和礼让。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我小时候当被问起家里谁最好的时候，只能回答奶奶。倘若说了其他人的话，奶奶必定作出十分生气的样子，接着就是装作哮喘发作喘不过气来了。出于道义，对长辈要尊重，所以不能戳破这样的把戏，对长辈又要孝顺，所以压根就不应该故意气她。于是凡是只能说奶奶好，顺着奶奶她老人家的意思说，不得反驳，我称之为话语霸权。
　　虽然表面上这样说，但我心里当然绝不会认可这样的事情。从情感上说——虽然我很少觉得自己有明确的情感——比起奶奶我更喜欢爷爷，光从理想上就很容易做出这样的判断。爷爷是个和蔼、老实、不计较名利的人，更不会为了这种问题争辩一句；而奶奶光是那种以高压政策来逼良为娼的做法，便绝不会博得我的任何好感。爷爷的命很苦，我对于自己出身前的事并不是很清楚，但是就算在我有生之年里看到的，也全是爷爷受尽奶奶无理的折腾。爷爷被迫放弃了自己的最大爱好——跳舞，他毫无怨言地伺候着自己的“老爱人”却从没有得到过善意的回应，充斥在耳边的永远是奶奶的挑剔和指责。这样的情况从他们俩搬去田林后开始发生的，然后就一直持续着，大概持续了10年。直到我大一的时候爷爷查出癌症，并逐渐由前列腺癌转移成骨癌，并最终去世。爷爷最后那些年，长期精神上的痛苦，后期肉体上的痛苦，光是想象就令我感到害怕。现在每当听到奶奶有所意指地提起爷爷的好的时候，我发自内心地想骂人。但是道义不允许我这样做。
　　话语霸权的现象，不止出现在家里，也同样出现在学校里，出现在社会上。学校里的老师，尤其是小学和初中里的，常常以各种手段对不听话的孩子进行处罚。而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GCD，更是牢牢掌握着话语霸权，轻者删帖封号，重者找你谈话，更甚者就该抓进去了。而我的道义却告诉我要尊敬师长，要遵纪守法。
　　就这样，一方面受于外界话语霸权的压迫，一方面受于我自身道义的约束，最终造成了我不爱说话。因为真话大多不能说，说假话却不合我的道义，而我常说的话通常则是无意义的打哈哈。不过有时也要为了某些目的说一些违心的话，这是没办法，被逼出来的。这当然不是有意为之，而是根据马克思主义自然发展的结果。
　　要说其中什么最苦闷，还是在家里都不能说真话说心里话最苦闷。

　　虽然表面上压住了，但内心实在是有一股怨气，令人难受得很，总要找办法消解。于是我选择了消灭痛苦的源头——欲。只要没有欲望，就不会有现实与愿望之间的抵触，也就不会再有痛苦。这也是佛祖参出的真谛，佛教四圣谛曰：苦集灭道——认为人生痛苦的根源在于欲望，而以一定的方式修身养性就能斩断欲望则能解除痛苦。我的方法是遇事都不去想我想要事情如何发展，别人怎么要求我就怎么做，追求随遇而安、内心平静，无法避免需要我来做决定的时候，则只根据利益的判断和道义的取向来做出选择。
　　久而久之当这样行为出事的原则真的成了习惯，对一切变得木纳，看世间的一切都犹如一团团原子分子在运动，在仿佛十分平静的身心之下我又听到了另一个声音。或许不是一个声音，而是一种挣扎一种颤抖，小到一个针眼，微弱却令我无法忽视地不断地在向外呼救。也许是那个被我埋没了的被称为欲望的东西，是那个有血有肉的真我，在长久的麻木之后我甚至想把他挖出来看看真实的自己是什么样的。但是他又太虚弱了，不知道该在这个世界如何表现自己。于是只能由我来继续利益和道义的选择。这成为我喜欢基督教的一个原因，因为耶稣说人人都有机会得到被救赎。
　　所以如果你问及我是什么想法，什么感受，我可能告诉你的是以某种目的为指引的我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是能够表现某种道义的我的想法和感受。真实是什么样的？也许你比我更清楚。不然我也不会想要得到拯救了。

　　如果说国家现在化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国民公民化，那就我来看我们的路还远的很。为什么呢？就拿我自身来说，虽然一贯遵纪守法、信守道义、待人和善，但归根究底却只是现有体制下培养出的一介驯良的臣民，只懂得服从，却与所谓的公民无缘。何为公民？公民的基本应该是理性。一个可以被称作公民的人在理性的基础上应该有自己的思想和主张，他的思想和主张应当出自对公正和正义的理解，而非出自自己的私欲，并且他应当有意志和自信来坚持自己，而在多数面前不自卑。公民应该在自己的心中有根据自己的理性推解出的是非，不会因为害怕权力而把是说成非，也不会因为能从中牟利而把非说成是。
　　中国人缺乏的不是理性而是理性主义，也就是对于理性的信仰。根据理性我们可以推断善恶是非，但是如果不将理性作为最高的判断依据，那么我们很容易受到权力的威胁以及金钱的诱惑而丧失人的道德标准。

　　而中国的体制缺乏的是民主制度，用某老师的话说就是路径依赖地依旧走着中央集权的老路。集权与民主，差别就在于前者是对上负责，后者是对下负责；前者是对领导的指示负责，后者是对人民的要求负责。这是体制的差别而非意识形态，是谁规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就一定要中央集权了？甚至从理论上来说，集权与人民当家作主完全是背道而驰的。我们现在的集权体制，是一种对中国历朝历代的路径依赖，是一种对苏联模式的路径依赖，是一种在建国初期巩固国家政权的权益之计，如果不加以改革的话，迟早连苏联解体也要一并路径依赖了。
　　在我国伟大的政府指责西方民主只是形式民主的时候，是否该反省下，我们连形式民主都没有，更别提实质上的民主了。

　　为什么每一场测验和排名给这些不过10岁的小孩子带来的都是深深的焦虑和自责呢

　　上周，我10岁的儿子告诉我，他在语文测验中得了58分。

　　58分？！按正常反应，我会马上从椅子上蹦起来，从他手里抢过试卷看看他是不是真的得了这么失败的分数。但跟中国的学校打交道多了，我知道不应该这么冲动。

　　我平静地望着他，问道：“全班平均分是多少？”他答：“46分。”46分？我心里迅速算了一下，58分比46分高了12分，好像还不差。但是，在我决定是微笑着拍拍他还是严厉地教训他之前，还需要知道另一个关键信息。

　　我接着问：“班上最高分是多少？全年级呢？”他怯怯地承认说：“是75分。”

　　我想了想，58：75，我应该接受这个成绩吗？还是冲他发火，或者把卷子先拿过来看个究竟？

　　我又问：“你在班上排第几名？”这一回，他高兴地回答说：“第五。”第五名！他明显很骄傲这一点。这也是可以理解的。58分虽然不是75分，甚至这个比例也不相当于100分里的90分，但他仍然在全班50人中排第五。这对他来说是非常好了，我也能够接受。

　　在跟孩子一起经历了4年的中国小学教育之后，我已经知道，分数要在比较后才有意义。这次测验前5天，儿子在另一场数学测验里得了91分。但他的名次呢，只有第18名，42人里排第18。换句话说，有17个孩子得了比91分高的分数。

　　两周前，我在他的课堂练习本上瞥见了一个奇怪的数字，用红笔写的8。儿子见状想藏起来，但我眼疾手快地抢了过来。这个8是怎么回事？我审问道。他很不情愿地承认说，自己在这场语文小测验里得了8分。

　　我怒视着他问：“为什么只得了8分？”他一副很沮丧的样子，双手抱着头，差点要把头发揪下来。“因为每错一处，老师就扣掉5分。”他接着又解释说，8分其实并不算很差，因为按老师的计算方法，如果某小朋友错太多处的话，甚至可能得到-400分。

　　当时他看起来像是随时都可能爆发的样子，所以我也没敢问他全班最低分是多少。也许是-150，当然也可能就是他的8分。他看起来已经很难过了，所以我没再问。

　　后来我和一些中国朋友说起这几件小事。一位大学毕业不久的朋友叹了口气说：“中国的教育制度从来不‘鼓励’小孩，是一种‘受虐’教育。”另一位19岁就从复旦毕业的智商很高的朋友则耸耸肩说：“不知道为什么，中国的学生即使成绩很好，也不够自信，自我感觉不够好。你永远觉得焦虑，害怕自己从那把竞争的梯子上摔下来。”

　　21年前，我的这位朋友上的是某中学的提高班，每学期都会淘汰分数最低的5个人。她告诉我，尽管她现在很有成就，但当年，有几个月当她发现自己的成绩接近被淘汰时，真是恐慌难言。

　　我自己大部分学业都是在美国完成的。美国的标准比较简单，小学生的分数只要不在88～90分以下，就算不错。但现在，我不得不认真衡量每一个8分、58分和91分。我已经明白，这些分数的绝对值并不意味着他考砸了或是考得很好。它们只有放在“上下文”里才有意义—— 他排第几名？

　　但是，当我看到孩子带回家的一个又一个50几分和70几分后，我不禁想：小学生的打分制度是不是可以改一改？变成一种只会直线向前、让孩子可以预期自己的进步，从而感觉更自信和有掌控的方法？为什么每一场测验和排名，给这些不过10岁的小孩子带来的都是深深的焦虑和自责呢？

　　即便我儿子的58分是个足够体面的分数，它还是比100分差了42分。那个得了75分的孩子，回家后又是不是真的感觉像个冠军呢？或许，他回家后是在想：我还要多学习几小时才能在下次考试里得到90分？

作者：徐涛

　　过去，在许多沉闷无聊的时段，我们创造了许多方式来杀时间（kill time），阅读、娱乐、游戏……花样层出不穷，直到我们发现，它真的快被杀死了。它被电脑、手机与各种数码产品撕成了碎片，而这就是我们需要适应的新世界——一个充满时间碎片的世界。

　　如果让外星人来观察我，我会看起来像个陀螺。早晨我一边将面包塞入塞入嘴巴一边查收邮件；如果等待地铁时我恰好没有带PSP，我会异常烦躁；在开会时我忙里偷闲地接电话；即使在写稿子时，我也会突然想起来要上一下我的Twitter；在我对开心网热情未见时，我还会惦记着去偷一下菜。

　　我想不光是我一个人像陀螺，我身边有比我更想陀螺的——他的时间精确到秒，甚至连上开心网偷菜都要顶上脑中。

　　我们的祖辈甚至是父辈的时间可不是这样。在早先的某些日子里，他们的时间按照上午、下午计算，而不是小时。“有朋自远方来”是稀罕的喜事，他们可以闲聊一整个下午，再对弈一整个晚上；他们也不厌烦戏曲中漫长的咿咿呀呀，对于漫长的一天而言，这种节奏刚刚好。

　　所以时钟还真是个现代化的产物，它是个帮凶，把看似虚无且不断流淌的时间分成无数细碎的块儿，而主犯是我们现代化的交通和通讯方式。我们比古时更需要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这让我们总是等着车来，等着灯绿，等着到达一个目的地。另一方面，电话、邮件、即使通讯工具（例如MSN）的运用。使我们即使有大块儿的时间，也终结会被打碎。

不会停下的脚步

　　……（网上没找到这篇文章，全是我逐字手动输入的。这段不重要，所以略了。）

无法适应碎片的心理

　　当“黑莓”因为具有电邮推送功能而被很多美国公司当作工作手机之后，这个国家的人在争论一个很可笑的问题：要不要把“黑莓”带入卧室。

　　也许没那么可笑。很多人无法忍受将手机放在一米开外的地方，即使睡觉时也要把它放在床头柜上。尽管不断有文章告诉人们，手机放在卧室中会影响睡眠，或者辐射会伤害身体，但是能安心将手机扔在另一个房间的人并不多。就仿佛这个小东西给我们下了符咒，让我们对它不离不弃。我们甘愿让它把我们大块的时间打破，即使睡眠时间也不例外。

　　这只是一个例子。托夫勒预言：“百万个心理正常的普通人将在未来面临一种急剧的变动。”

　　如果将我们自己放在被观察的位置，可以发现，当我们集中精力做一件事，但被电话或者MSN打断时，我们的大脑事实上是迅速将注意力从一件事转移到另外一件事。当大脑回到我们需要专注的事情上来时，它需要一定的时间进入状态。因此，当电话或者信息频繁需要我们回应时，我们会变得原来月无法集中精力，也因此会变得焦虑和不安。

　　初次之外，网络的随处可及时的我们随时处在一种获得信息的状态。没有人统计过我们比我们的上衣被或者祖先们多获取了多少信息，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种状态给我们的大脑更多压力。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自己的记忆力在下降就是个例证。

　　当然，很多学者也已经分析指出，在网络和现实之间不断钱换会带来身份认知的困惑。极端的例子是青春期少年会将游戏中的暴力当成现实而在现实中杀人。

　　最糟糕的状况是，我们会成为一个工具的重度依赖者。我们面对这些细碎的时间失去了耐心，需要移开PSP来排解我们焦急难耐的情绪。我们不知不觉就失去了那种“无事闲来看飞花”的心情，而且连拒绝以来这些工具的念头都不会有。不知道康德会如何看我们这个时代，他可是总在说自由之意志。

　　但无论何时，心灵之自主最为重要。想想小孩子，在玩的时候全神贯注，但在没什么可玩的时候，自己也能天马行空地想象。这代表人所具有的两种力量——向外探索和向内自省的力量。

　　我们不缺向外探索之能力，我们唯独缺乏一个人待着的能力。或者我们现在得开始有意识地锻炼一下自己，让自己在地铁里宁愿梦游般地站着也不玩PSP，在工作的时候将MSN和Twitter关上，等到看完书的这一章再接老板的电话（谁能做到）……这样，等到未来有技术将我们的时间像放入绞肉机那样搞得废碎时，我们照样能悠然自得。

——专访《最愚蠢的一代》作者马克·鲍尔莱因

记者：陈赛

　　美国埃默里大学的英语教授马克·鲍尔莱因写了《最愚蠢的一代》，就得罪了8700万美国年轻人。

　　在书中，他提出一个让美国教育界困惑不已的问题：在整个人类历史上，知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普及过：图书馆、博物馆、大学、历史频道、维基百科、《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一切都在你的鼠标下，但我们没有看到年轻人，至少是美国年轻人，包括高中生和大学生，在历史知识、公民意识、阅读成绩、国际竞争力方面的提高。为什么？

　　“因为他们把时间都花在了社交网站、IM和手机短信上了。”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鲍尔莱因说。